一、新居
那年春天，是四月初？我记不太清了。但我一定记得那个上午阳光可人，春寒已经收起了尾巴，我们一家正式迁进了新居。
我还记得，法桐叶子绿意已经开始张狂，栾树也逐渐葱茏起来。这两种树，也仅仅在昭示春天的时候，才让人感觉友好而宜人。再过一个月，法桐将开始抛撒飞絮。而那飞絮并不诗意，像雪花而没有雪花的意境。它们飘飘洒洒，肆意粘上行人的脸，钻入鼻孔，搔得人心烦意乱，喷嚏连天。而栾树呢，特别是到了盛夏，从叶子上滴下的粘稠汁液，在路面上形成一层厚厚的黏膜。一旦踩上去，就和鞋子产生无限的亲和力，走路的时候长时间摆脱不掉鞋子和路面那种“擦擦擦”的撕扯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区会种如此多这样的树，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。我要做的，是在这个四月搬入了新居。
对于四月，人们有不同的注释。艾略特说，四月是一个无望的季节。而林徽因则认为，四月是暖，是希望。那年我比较倾向于后者，因为我终于告别了租房的日子，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体面的房子。这是我曾对妻子和女儿许下的承诺，而今终于实现了。我信誓旦旦地说，这两年一定让她们住上咱自己家的楼房，不让她们跟着我再过那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。我兑现了诺言，所以那个搬家的四月初，我信林徽因说的，妻子和女儿的心里肯定是暖的，充满希望。
做事没有计划性且精神上的疏懒无比，让我在任何方面都落下别人一大截。奶奶在世时常唠叨的那句话，“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盘算不到就要穷。”似乎在我这里得到了应验，在房子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当初单位分福利房时，论资排辈，我就差那么一丁点儿。可是“差一点儿也不能抽烟卷儿。”说的没错，我终归没有分到房子。等待下一批的分房过程中，政策突变，单位没有了福利房这一说。分到房子的人，通过“房改”享受到政策的红利。而我，还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，拖妻带女地到处租房度日。
在当时，如果稍有一点活泛心眼儿，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当初的城边村现在已经高楼林立，成为新城的一部分。如果我那时候像别人一样，在城边村任何一个地方，花少许钱买一处民宅，现在肯定能补偿到至少两套楼房。可是，关键时候目光短浅，优柔寡断让我吃了大亏。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囊中羞涩，致使机会一次次白白地流失，往后的日子，房价涨得比黄河的水都快，直到一切都成了“如果”。
眼看周围熟悉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我依然原地踏步。那时女儿已经上小学三年级，她老是问我：“爸爸，为什么咱们总是住别人的房子？为什么同学家里都那么宽敞明亮？”我的心猛然一缩。妻子之前曾非常难过地说，因为我们家的简陋，女儿拒绝她的同学来家玩。当时我还只以为这是一个孩子的虚荣。可当听到女儿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感到了不安。
是呀，这些年来，除了拥有一些书和她娘俩外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每天我把大部分的时间应付在工作的繁琐之上，回家就把自己埋到纸堆里寻找虚无缥缈的慰藉。我最大的财产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就是这些书了。每次搬入新址，好几箱子的书就会占据狭窄空间的一大部分。我好像一个不体面的出轨者，把自己的一部分身心，移情别恋到书籍里而忽略了我的妻儿。
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我应该感谢这些书，当初，正是因为它们，才让我成功“骗取”了妻子的感情。当她还是我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们漫步于城西湿地岸边，水鸭子悠闲地领着它的孩子们嘎嘎嘎地漂浮在湖面，路灯初上，淡红色的光芒照在路两旁婆娑的柳树上，恰似升腾起一股红色的尘烟。我随口溜达出一句诗：“红尘飘不到，时有水禽啼。”她睁大了眼睛回头看着我，“你还会作诗？”她惊讶地问。我羞赧地笑了一下说：“这是别人的诗，随口念出来而已。”我以此捕获了妻子的芳心，成了她一辈子所托付的人。在妻子看来，爱读书的人，都会有个好前程。那时，已经是找对象困难户的我，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我给她发誓许愿，将来一定谋一个好前程，给她幸福的生活，以不辜负她对我的情义。
可是，许多年过去了，我终于以我的颓废，成功地违背了我的誓言，并没有给自己，给这个家带来引以为傲的好前程，致使她和以后我们的女儿常年跟着我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。而爱人，终以她的善良和勤劳，默默地履行着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，从来没有嫌弃过家里的陋壁破帚。
二、长大的过程
我打小就比同龄小孩矮半头，这种先天缺陷意味着好多问题都比较糟心。比如，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排头兵的位置非我莫属，致使我总是以一个男人的名义混迹于前排女人的队伍，引得后面男生们咯咯咯地嘲笑。又比如，课桌最前排挨近讲台的位置我又当仁不让，致使老师的教杆随时都可以杵到我头上。
同桌小燕也落井下石，她把我们共同的的课桌用铅笔刀划出了一道楚河汉界，以宣示她的主权。留给我的那一部分空间，不足桌面的三分之一。我只能局促地蜷缩着胳膊写字，一不小心越界，就会招来一顿胳膊肘子。即使拍个班级全体照，我也只能和最矮的女生们蹲在第一排，手抚膝盖，单腿跪地，强颜欢笑地看着前面的镜头。而后排高大的男生们，则潇洒地背着双手露着自信的微笑。不信，你看照片就能感觉到，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的模样。
这还不是最严重的。班里个子最高的罗天扬成了我最大的敌人，他常以他的高来对比我的矮。教室里，他常常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，学着我走路的样子，用手掌虚压着我的头顶，以显示我的头顶仅能挨到他的下巴，引来女生们嗤嗤的笑。
罗天扬继续着他的狂欢，我注定活不过课间休息时间，每次课间休息就是我最难过的时候。当我上完厕所回教室的时候，他倚着左门框，一根腿高高地搭在右门框上，要想进屋，必然要从他的胯下钻过去。我不想受胯下之辱，只好等着上课铃响，小心翼翼地步着老师的后尘快速踅进去。
凡此种种，让我对罗天扬他们恨之入骨。可又打不过他，仇恨让我在胸腔中好像憋着一股大火。某次放学路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理由如下：我来到村北的关坑，折下一根藤条，使劲抽打着水面和岸边的野花。水面腾起一股水雾，水滴们睁大眼睛，惊慌失措地看着我，野花们也被抽得惊声尖叫，花容失色，流出了鲜红的血液，随即残花败柳随波逐流。我把它们当成罗天扬，当成小燕儿，当成所有嘲笑我的人，我要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才能解心头之恨。
我回到家中问奶奶，什么时候才能长高，奶奶颠着小脚一边给鸡撒高粱米，一边说，小啊（当地对晚辈的昵称），你只是晚发身量，以后会长高的。我信奶奶的话，就像信她说的月亮上有个“月姥娘”一样。爷爷在一旁拾掇着牛套，他说，孩子，人活一口气，牛活一把力。高矮是老天爷给的，走上千条路，就会沾一身土。爷爷说的我不太明白，但有一点我好像听懂了，无论高的矮的只要走在路上，都会沾上一层土，这层土不会因为谁高就飞不到他身上。我好像得到一种安慰，他罗天扬除了比我高一点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爷爷赶牛去往他的庄稼地，那是他终日留恋的地方。后来想想，他对土地的依恋不亚于我对书的喜欢。由此看来，爷爷对奶奶来说也是一个移情别恋者——土地就是他的另一个爱人。他和他的老牛踏在乡路上，六只脚踩出一股尘土遮掩了他们的身影。多年以后，我知道，那股尘烟叫——“红尘”。
自从听奶奶说我是晚发身量以后，我就用铅笔刀在院子的槐树上比着头顶刻了一道线。每天上学前必站在树旁比量，看看是否过线。可是，事非我愿，几年过去了，并没长高多少。没有长高的我终于摆脱了罗天扬这个魔鬼，也告别了那道线，我去了县城里上高中。
在高中，我的境遇并没有改善多少。一个农村来的孩子，一个矮小的小不点儿，不管是城里学生的小团体，还是农村学生的小团体，我不属于任何一个，他们都不和我交往。我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，没有朋友可言。我渴望班里的班花可以顾盼我一眼，可她总是像风一样飘过。
我的自卑感越来越重。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书的。孤独的我偶然发现县文化宫是个好去处。文化宫里有一个阅览室可以借书，我在那里流连，迷上了小说，在书籍的海洋里，我好像一条快要干死的小鱼，找到了可以游泳的水。周末、假期，我泡在那里，就像爷爷泡在庄稼地里一样。我发现，我可以和书说话，在书里可以找到和我一样遭遇的人，甚至和他们成了朋友。那些分散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是一个人，他们不嘲笑我的矮小，他们对我知无不言。我不愿回到学校去，宁愿在那里待上一辈子。
最让我讨厌的是班里搞集体活动，因为我又要当排头兵混在女人堆里，尴尬且无助。负责排练的老师大呼小叫地指挥着队形的排列，我站在那里分了神。当他第二次叫我名字的时候，我依然发着愣。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厉声喝到：“你死了？！”当我抬头看到他脸上聚起的肉疙瘩和发红的眼珠时，不由得打了一下寒噤。我像木偶一样被他拽着到了第一排最前头的位置。“真是一块死木头！”他小声嘟噜了一句，可还是被我听到了。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响了几十年。
站在最前排第一个位置，在犹如白昼的舞台灯光下，我依然回味在老师那一声断喝里。那时，嘈杂的教室突然鸦雀无声 ，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了我。一直以来被无视的我，终于被所有眼睛结结实实地注视了一回。
我们的队伍被拉到主席台上，灯光骤然亮起，我望向台下，感觉那千百双眼睛只盯着我自己。我看不到身后的同学，觉得只有我自己站在台上。合唱声在大厅盘旋，回荡，唯独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，舞台上的灯光箭簇般穿过我全身。穿过我全身的，还有台下那一双双眼睛。
三、腾起的尘烟
我必须承认，这些年确实没有长高。但我已经很难受到挫伤。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农业银行工作。
这是一家农村网点居多的银行，这就意味着，我必须再回到农村工作。本来，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，回到乡下，也许正是适合他的位置。一向如此，对于这个安排，我比较心安理得。我熟悉乡下，就像熟悉我的身体一样。
班车载着我们来去，在车上闭着眼，只听路边的村里传出的狗叫，我就能分辨出这个村是辛庄，那个村是马庄。因为辛庄村小，狗的叫声清脆响亮，还不足以被树和房子遮掩得瓷实。马庄村大，狗的叫声模糊、黏稠，就像穿越时间的长河，从另一个时代传来。
我所熟悉的，还有那些来往穿梭的客户。有一对聋哑夫妇，每次来办业务，都打着手势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。据说他们是从网上认识的，同病相怜，就成了夫妻。二人开了一家绣品小店，从网上销售，生意很红火。还有一位老大娘，已经九十多岁，每逢集上，都要来取她的养老补助。她蹒跚着脚步，不知道从家里到银行要走多久。每次来，或者在口袋里抓出一把花生，或者拿出来一个石榴给我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像我一样的秘密。有吧，我想。我自己的故事也许就是每个人的故事。
你绝对想不到，我和罗天扬成了好朋友。多年以后，他辗转找到我，我们喝酒抽烟，聊起他小时候欺负我的事，聊起他开办的企业，把我们那些“没本事”同学收拢到他的麾下。这家伙依然在同学之中是“老大”。他依然嘲笑我个子矮，聊着聊着我们就笑出了眼泪——也许曾经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。
有一次，我在锦东公园见到那位“凶”的老师。他已经很老了，似乎听力也不好。我凑近他的耳朵大声说：“王老师，您还认得我不？”他凑近我仔细看了一会儿，说，呀，是太义啊，你还是没长个啊！你作文好，但是偏科太重，要是数学好点，能考个好大学。我听着听着感觉眼睛里热热的。总以为我是一个被忽略的同学，三十多年后，他还记得那么清楚。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，未必清晰。就像我的这前半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可能看得更加细微而全面。
黄昏，我从班车里往外看，路面在车轱辘的碾压下腾起一股烟尘，夕阳映照，是散漫的红色。那烟尘追着班车一路翻腾。我脑海里突然想到一个词，“滚滚红尘”。我知道，过不了多久就到家了，我定然又进入到另一种红尘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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